“飞地”大丰的上海印迹
很多老上海可能都不一定知道，在距离上海几百公里外的江苏省大丰市有一个“北上海”。这里的居民手握上海静安区户口，孩子可以参加上海高考，在距离这片“飞地”一条马路的地方，一边属于上海，一边属于江苏。
■上海解放后，军事管制委员会着手进行“游民改造运动”。根据规划，新政府需要将游民进行异地安置——去苏北开辟一个新区，建若干新人村，重建上海党的基层社会组织，做一个城乡统一、工农联盟的样板，布一个棋眼，做一个大局
■40年来，先后有8万名上海知青在“北上海”从事生产劳动，春天播种希望，夏天抢收劳作，秋天收获硕果，冬天兴修水利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日俱增，成为盐城接轨上海最好的“黏合剂”
1950年，沪丰两地真正实现了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。那一年，位于盐城大丰区的307平方公里土地，成为上海在大丰的“飞地”，俗称“北上海”。
1
为什么选择大丰
1949年7月27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社论：“动员失业群众到皖北和苏北垦区垦荒生产，已被列入建设新上海的六大任务之一。”解放初期的上海总人口500万，其中有300万人失业、60万人无家可归。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后，军事管制委员会着手进行“游民改造运动”。根据改造规划，新政府需要将游民进行异地安置。皖南事变后，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，陈毅和他的队伍得以浴火重生，得到了发展和壮大。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，促使陈毅下定决心。作为上海市市长，陈毅在干部大会上的话铿锵有力：“我们可以向华东局、向苏北行署求援。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建它一个垦区，开发大片荒地，种稻、植棉，为上海提供粮食和纺织原料，这是一件大好事。”苏北安置前期工作，推进异常顺利。经过协商，决定将苏北行署盐城分区台北所属以四岔河为中心的20万亩荒地划出，设立上海市苏北垦区。
1950年2月，国民党出动4批17架次飞机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，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3月初，上海市政府即刻启动遣送游民工作。由于垦区刚刚启动筹建，先行遣送的游民“暂住在兴化、车室、刘庄一带，临时布置劳动生产，种菜种瓜，并进行劳动教育”。同时，将青壮年劳动力调入垦区建筑房屋当杂工。
2
游民成为场员
1950年6月，“上海市人民政府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”正式成立，市民政局副局长黄序周为局长。身经百战的黄序周来到大上海后，未曾享受片刻宁静，便接到了筹建垦区的命令。他用毛笔书写的垦区工作报告共8页，字迹工整、书写洒脱，几乎少有修改，共分有垦区概况、土质及出产、干部及游犯思想情况、到兴化的工作、垦区建造房及垦殖情况、决定游犯移送苏北、复补采购木料竹筏石灰等情况、与地方政府的关系、武装问题、干部情况、游犯供给情况、疾病与卫生情况、工作检讨、经费收支情况和今后的工作方向等内容。字里行间，透出垦区工作的艰辛和任务的繁重。
一位最早到农场的老人回忆：“我们开始过来的时候，这里到处是水、芦苇、滩涂，根本看不到边；地面上甚至没有路，有时候一不小心踏进一个芦苇掩盖的水坑，人就往下沉，有的人就这么沉下去了。”
1950年3月，苏北沿海春寒料峭，凛风吹在脸上如刀割般疼痛。3月13日，第一批上海移垦的游民开赴东台；18日，第二批妇女、儿童、残疾人员开赴东台；21日，提篮桥监狱2514名轻罪犯人作为游民处理，开赴东台垦荒。10天内，共有近8000人被先行遣送至垦区周边县乡暂作安置。截至1951年10月，上海共遣送12043人到苏北垦区。至此，遣送游民至苏北告一段落。
1952年元旦，黄序周发表了一篇令人深感震撼的动员报告。之选择这一天，也许是因为新年伊始，代表从头开始、从无到有的意思。
垦区建设初具规模，让黄序周感慨万千。他挥笔写下的“人地二易”，如今已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。“人地二易”，不仅“易地”，更是“易人”。“易地”是指从上海迁到苏北，将盐碱地变成沃土，将农村变成城市；“易人”是指将大量城市游民移出城市，通过自食其力的劝业让他们“重新做人”。
在黄序周等人的带领下，垦区开拓者短时间内开渠挖河、奠基造屋、垦荒植棉，共挖掘荒地6.8万亩，建立时丰、庆丰、元华3个地区20多个新村，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。
3
知青得到锻炼
1973年初，海丰农场从上海农场划出、独立建制，隶属上海市农业局。为了更好地安置知青，根据上海市委负责人指示，先后将下明东部和安丰东部土地共41021亩等无偿划归海丰农场。40年来，先后有8万名上海知青在“北上海”从事生产劳动。
四岔河、元华荡、东大滩荒无人烟、蒿草遍野，有水不能喝，有草没柴烧。随着知青数量的增加，可居住的房屋越来越少。大伙只好自己动手割芦苇茅草盖房子，睡潮湿的地铺。一位知青后代曾这样写道——寒：冬天在屋里睡觉也要戴上棉帽子，房间里并不比外面暖和多少；馋：一年到头几乎吃不到肉；闷：没有电灯，更没有电话。但也正是这种苦难造就了他们坚初的品质，在回城后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大有作为，成为社会精英。他们觉得，农场的知青生活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，他们对于农民的感情、对于农村的理解、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，都是从这儿开始的。
